講座後之抒發

少小時候自己就不愛寫字。那時候才四歲不到﹐老師要我每個字寫十來廿次﹐我一懂得書寫了﹐就覺得重複很沉悶。比如寫"太陽出來了"﹐在格子簿上﹐打橫寫這句﹐然後就要直書每個子廿次。寫到"陽"字﹐寫不夠四個已經不耐煩﹐便心急﹐結果寫得歪歪斜斜的﹐開始了我一生怕寫字的序幕。

寫字不好看在小學默書特別吃虧﹐老師已經不喜歡我手難看的字﹐到了小四學毛筆字 (分大揩小揩)﹐中文老師很和藹﹐只是對我那手怕人的"草書"搖頭不已﹐那時候就聽到書法家王羲之的故事﹐說有人為求他的字﹐送東西給他﹐老師要我臨摹一個帖﹐忘了名字﹐只記得是小揩。那時候大字可以用印字來學﹐小揩卻非臨摹不可。要一個寫字醜的人臨摹大書法家的字﹐大抵今天想來有焚琴煮鶴之感﹐寫的我受罪﹐老師大概看也不需要對看﹐紅筆一批﹕丙+ (相等於 C+ ﹖)。中學後就不再記得什麼毛筆字了﹐直到日前給朋友帶我去聽一個說是關於書法美學講座﹐講者是來自台灣教授美術的蔣勳教授。

我是真正美學門外漢﹐正確說是對視覺藝沒有任何認識﹐唯一的藝術觸感是來自音樂 (到底我唱了20多年合唱團﹑學了樂理)﹐但聽了那講座卻沒有任何冷場或者令我沉悶的地方。

恰巧得很﹐蔣教授的題材就是我小時候聽過的王羲之。我只是大約記得他是晉朝的人﹐卻不知道他的生平。
王羲之原來生于中國東漢後五胡亂華後的東晉。五胡傳統說是匈奴、鮮卑、羯、氐、羌﹐其實包括了關外不同民族﹐東晉前的西晉﹐就是在外族滋擾﹑包圍下﹐最終要渡江﹐在南方建立東晉。王羲之的父親王曠正是倡議晉室逃避戰亂的大臣。就是在這個戰亂背景下﹐蔣教授描述了一個年少就目睹戰亂﹑荒廢﹐他自己就經歷了渡江南遷的經歷。目睹戰亂﹑家鄉的荒廢﹑社會結構的崩潰﹐蔣勳展現了王羲之帖子裡面並不為人常談論的心態 -- 虛無﹑放棄﹑抑鬱﹑消極。
王羲之生於公曆303年﹐7歲那年就是西晉永嘉之亂的爆發﹕永嘉五年(公曆311年)晉懷帝之子劉聰奪得帝位﹐部下石勒，歼晋军十多万人于苦县宁平城（今河南鹿邑），并俘杀太尉王衍等人。劉聰又遣大將呼延晏率兵攻洛阳，屢敗晉軍，前後殲滅三萬餘人。六月呼延晏到達洛陽，漢將劉曜等人帶兵前來會合，攻破洛陽，縱容部下搶掠，俘虏晉怀帝，杀太子、宗室、官員及士兵百姓三万多人，並大肆發掘陵墓、焚毀宮殿，史稱「永嘉之禍」或「永嘉之亂」等。
他就是這年隨父家渡江﹐不久他父親失蹤。自小沒有父親﹐也缺乏母親兄長的培育﹐他養成了孤傲﹑藐視禮教正統的性格。其性格在他成年後﹐太尉郗鉴在王氏诸少中选婿，他在东床坦腹，满不在乎﹐結果反成為後世美談的"東床快婿"。

雖說王生晉代屈指可數的豪門大士族﹐可蔣教授描述當時他和家人是惶恐不安的離開老家﹐逃離﹑渡江中途不少人客死異鄉﹐蔣勳就在幾個帖子裡面的細節看到這種劫後余生得感覺﹕

雖然王羲之在東晉可以遠避戰亂﹐但他們王氏族人和祖墳卻遭遇北方胡人政權的踐踏。蔣勳打了這個《丧乱帖》(是臨摹品﹐原跡已經散失不存)﹐可以看到養尊處優表面下他的不安﹑哀嘆﹕
羲之顿首 丧乱之极 先墓再离荼毒 追惟酷甚 号慕摧绝 痛贯心肝痛当 奈何奈何 虽即修复 未获奔驰 哀毒盖深 奈何奈何 临纸感哽不知何言 羲之顿首顿首

上面所指先墓再离荼毒﹐說的大概和永嘉之亂大肆發掘陵墓的事件的延續。

不少的貼﹐都道盡王羲之那種悲觀的情緒﹕中冷無賴 (心裡面冷漠﹑百無聊賴﹑不想做什麼)。目睹儒家理想制度的崩潰﹑個人的無力﹐他有官當也不願意作 (他出身豪門﹐要什麼官做可以是隨心所欲)﹐只珍惜與友朋的相聚﹑互相的平安。
儒家的士大夫理想他感到沉重﹐老莊超脫生死﹐他的感情卻辦不到。
儒家社會知識分子必須依附著政權﹐王羲之不走儒家的道路﹐就失去了落腳點。要非他出身望族﹐可以隨意的游山玩水﹑賦詩寫字抒發﹐大概又會被逼到社會的邊緣。

雖說書簡中流露了他心情的抑鬱﹑無力甚至是對虛無﹐但他為官卻非常關心百姓﹐勤奮處理政務﹐治理弊端﹐在百姓飢荒時候開糧倉救濟。史上記載他為官勤奮務實的表現和當晚講座流露的內心世界是兩個不同的面向。

一個是慨嘆面對天地巨變﹑荒涼毀壞﹑破落喪殘的無奈 (奈何奈何)﹐但現實為官他仍然對腐敗不齒﹐對百姓仁愛。

據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 晋人的美》言道﹕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王羲之就是取了這種時代的痛苦﹑混亂﹑黑暗﹑悲情﹐融入了自己的藝術裡面。他不依照揩書的一板一眼去寫﹐冲破传统的樊篱﹐不為他人鑒賞而作﹐乃為一己抒發而為﹐傳統要跟隨師承的框框全部破落﹐有點似音樂到了廿世紀﹑傳統的和聲對位都崩潰﹐並且無為為之﹐以致王羲之今日傳世的字體 (都是臨摹)﹐多不是他刻意的創造﹐而都是他簡短的書信﹐是日常之小事﹑友朋之問訊﹐甚至用詞行文都自成一派﹐與後來宋人的文以載道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王羲之的帖子﹐我感覺他不喜修辭﹐只求達意﹐朋友間認識他﹑知道他行文習慣﹐一看就知道他所說是什麼﹐故此不需要多說多寫﹐也完全沒有轉彎抹角的樣子和需要。

也許他厭煩拘泥的禮儀 (雖然他也有用抬頭的字)﹐也感到這些與他目睹的現實相距太遠 --- 當社會混亂﹑人心悲觀﹑沒有任何希望可言﹐誰有心情去舞文弄墨﹖

蔣勳言道﹐他這一切的悲觀﹑虛無﹑無奈等﹐全然和儒家傳統顛覆要求人積極背離。有時候儒家這種思想教條化後﹐人反而被迫為了順從教條﹐要壓抑否定自己的負面想法和情感﹐宣之於言語文字固然遭遇批判﹐甚至我們的教條叫我們想也不可以想。

王羲之的幸運在他是世家大族後﹐有自己的空間﹐那個時代也容許他這樣做﹐往後宋﹑明發展﹐卻完全去了相反的道路﹐提出人性根本不可企及的道德理想和教條。

離開後我回看自己在簿子寫的字﹐都是 destruction, desolation等﹐人卻往往從這些破敗裡面領悟出﹐人不是要整天﹑長年的追求﹑奮鬥﹑進步﹐也真的需要停止﹐甚至破敗﹐才頓悟半生的追求是自己不問原因投入了社會的大機器﹐忘記了人更加需要的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