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轉貼﹐ 安裕周記﹕明月照溝渠

安裕周記﹕明月照溝渠


曾經，中共對幫過它一把的黨外人士，或者說，曾經是合作伙伴的朋友甚或是對手是相當的推心置腹，甚至不惜犧牲同志的生命來保護這些人。

一九三六年底，西安事變爆發，東北軍少帥張學良脅持蔣介石，要求國民政府與中共聯手抗擊日寇，周恩來趕到西安再三勸張學良勿殺蔣介石；同一時間，宋美齡與顧問端納由南京直飛西安與張學良談判。幾經波折，張學良願意釋放蔣介石，還親自陪同蔣宋飛回南京謝罪。這一謝，足足謝了半個世紀，蔣介石由此背上不仁不義之名，但這都是後話。當人還在西安的周恩來聽到張學良要同蔣介石回南京，連忙趕到機場阻止，但還是眼睜睜看著已在半空的專機，周恩來喟然歎說，漢卿（張學良字漢卿）看京劇看得中毒太深了。

一九四九年，解放軍兵臨平津，中共這時已是幾百萬兵馬的長勝軍，蔣介石派出心腹張治中將軍率領六人代表團到北平談判，以圖苟延殘喘多一會。中共看穿老蔣這一著，開出沒法接受的條件，會談破裂，國民政府大勢已去。周恩來很喜歡張治中這個對手，知道張治中失敗而回的下場若何。會談結束後，周恩來說，我們已經對不起一個朋友了，這次不能再對不起另一個朋友，於是暗中把張治中全家接到北平，不致遭蔣毒手。

因此，那天唐英年公布政改方案，令一心要和談的溫和民主派關在門外，沒有回應這些一度對北京有期盼的民主派人士，我不禁愕然。先不說溫和派之後將如何自處，而是這一對待企圖向中共推心置腹的朋友做法，和周恩來對待曾經是戰場上對頭人張治中的實在差太遠了。這到底是有人看京劇中毒太深，抑或是溫和派沒有張治中那種的被統戰斤両，這是未來中港博弈的一個很有意思的質疑。

我不知道溫和派是怎樣走上這條與中共溝通從而達到政制發展的終極目標的道路。應該說，以民主派長年與中共鬥爭的經驗，從方案設想到實踐執行，以至與六四 事件的立場干係，想必都在他們的長考之內。社會上當時有一些看法，覺得溫和派這種嘗試未為不可，反正死豬不怕開水燙，得與失也不會有太大政治後果。這是其中之一的回應。不過，除了這種wait and see的一群，我反而更欣賞公民黨 和社民連的抑束回應。按理說，以陳偉業梁國雄黃毓民的動輒開罵議政作風，對於溫和派汲汲於要與中共溝通有異於民主派傳統的做法，不開腔罵娘或更甚者喚此為港奸賣港，已經是相當克制的了。

這是香港民主派的成熟表現。大路朝天，各走一邊，同樣地，溫和派也對公社兩黨鐵了心要在五月十六日公投大幹一場也沒有多大反彈，除了間中讓人覺得揪心的是和官方同一個調調，有人明的暗的說五月十六日當天不去投票。這不免令人覺得，民主派畢竟都是同喝一窩涮湯，不應你北上去喝就可以，人家就地喝就說那湯酸。跟著下來的幾幕可說是香港回歸以來的奇景﹕林瑞麟坐進民主黨會議侃侃而談，唐英年也說會安排溫和派與中央溝通，曾鈺成說立法會議員在世博開幕時到上海看看，不少人演繹言下之意是在上海可能上演一齣世博傳奇﹕大伙在會場巧遇中央領導人，興之所至，談到香港的未來政制發展。

為什麼要讓你小小的香港？

那幾天的香港在一連串樂觀氛圍之下，頗也有把酒酧滔滔，心潮逐浪高的氣氛。不過，在這幾乎樂昏頭的環境裏，為什麼沒有人會想到，連美國佬也怕它三分的今天，中共為什麼要在政制發展上讓你小小的香港？這是欠缺史觀的無知，抑或是有誰打了保票說必定會如此如此，很值得政治記者詳細追查下去。我想說的是，中共每次組織統一戰線，都是在吃了大虧或勢孤力弱之下才出手的，當它財（人）雄勢大，對被統戰者是施捨多於拉攏的融合。《張學良——口述歷史》二百九十五頁——

「我是跟周恩來見面了。我跟你說，中國現代人物，我最佩服周恩來，我最佩服他！這個人，我們倆一見面，他一句話就把我剌透了！……周恩來說﹕『如果你能夠做得到，那我們共產黨啊，我們可以放棄掉這些個事情，我們很希望，你能領導我們，我們更願意。』

「『我去說一說。』我自個兒太驕傲了，我說﹕『我去說一說蔣先生，我可能把他順利說服了……』」

這是前不久去世的美籍華裔史家唐德剛去年二月出版的書。唐教授是國際知名史家，胡適的口述歷史便是他的成果，不可能在記敍張學良的口述時出疪漏。一九三六年的中共羽翼未豐，抗日戰線上無大作為，倒過來給蔣介石麾下的國民政府部隊追剿得四處逃竄，從出發時的二十萬人，到最終只剩下五萬。中共叫這段從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六年十月的二萬五千里流竄做長征。西安事變發生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中共那時應是捧著幾萬兵馬圖個休養生息東山再起，周恩來對張學良的說話，「我們可以放棄掉這些個事情，我們很希望，你能領導我們，我們更願意」，今天看來完全是第一流的統戰手段，也看到七十年前中共拿得起放得下的實用主義﹕只要青山在，哪怕沒柴燒，今天蹲下替你擦皮鞋，明天站起來比你高出一個頭。

歲月匆匆，當年只五萬人馬幾千條槍的中共，如今光是外匯便二萬億美元 ，老子說了就算，這便很難讓人明白，如果它不情願，把幾條航空母艦拉到東海朝著它都沒轍，當然，如果它心甘情願，明天就給你普選也沒問題。但是誰都知道，當奧巴馬政府裏最講人權的國務卿希拉里都「務實」得在中南海一句人權都不提，要中共在香港政制上讓你一口子那是難比登天——給你是人情，不給又怎樣？要上街都上了，今天香港缺了大陸從水到副食品到買豪宅資金到似有還無的港股直通車中的隨便一樣都有你受，哪還要北京在政制上聽你幾號人的？

香港民主派內的溫和派把一切都押在與中共溝通這一塊，不能說他們純粹是天真爛漫，從他們的角度來說，把中共政權的六四鎮壓身分暫且放下，而與這個政權的另一身分溝通香港政制，應該是一個極其痛苦的決定——都二十一年了，年年六四晚會都揮拳疾呼平反六四，轉過頭來卻要和這個政權談到香港的政制改革，怎樣向巿民交代從「砌」而轉「傾」而轉至「又砌又傾」，不僅是政治身段的變化，而是如何在政治人格作出調整。這段話不是要讓溫和派穿小鞋，眾所周知，香港民主派是從一九八九年六四鎮壓的鮮血中集結而成，二十年來都在這一道德高地率領香港巿民要求平反這場鎮壓，也率領香港巿民追求更大程度上的公義以及更大空間的政制改革，今天，二十年來的對頭忽然變成談判桌上的對手，怎麼說也不可能讓人們馬上就能接受。

我同意溫和派是從政制改革稍縱即逝、不能再錯失機會的角度下走出他們的第一步，但是這一苦心香港社會能夠通盤了解並接受麼？他們跨出這一步的時候，有想過那年那月走進投票間，不問政綱只道是民主派便投下一票的群眾麼？當然，代議政制的要點在於「代議」兩字，投票給你，以後海闊天空誰都管不著，直至下次選舉為止，但這一mandate畢竟是有時限的。我保證溫和派連這點也考慮了，他們的想法應該是，把應掙的都掙回來，到下次立法會選舉，把這些作為戰績爭取支持，按道理說，這比大聲疾呼「第三百二十七次向您匯報，成功爭取公廁自動冲水系統」漂亮多。可是，一旦爭取不到政制改革，那該乍辦？

這倒不是我為溫和派痛心的理由。我感到心如刀割的是，溫和派冒著讓人喚港奸的風險伸出橄欖枝，卻得到熱臉孔貼上冷屁股的結局，實在太不值得。上星期三深夜，應是溫和派一眾朋友錐心裂肺的時刻，如果像報道說的那樣，上午唐英年公布政改方案，還要待著下午喬曉陽的講話，幾個鐘頭之差真的會有奇蹟出現？事實是喬曉陽的講話並無新意，溫和派到這刻才有人說受騙。這種我本將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的有苦自己知，說得濫俗一點，是豬八戒照鏡，裏外不是人。

竹籃打水一場空

對長年推動民主政改的民主派人士來說，二○○三年七一亢奮之後的低谷是令人傷感的——中共態度愈趨強硬，戰友一個接一個投向北京，國際大氣候也益發時不予我，在紅區當反對派不僅是吃力不討好，還會給罵作一粒蟑螂屎弄糟一整鍋湯。在這一過程之間，個別人有別的想法不足為奇，可是這種放軟身段得到的卻是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的對待。若說，算了，個人榮辱不過閃眼雲煙，倘是換來香港政制不會原地踏步也是好事，可是如今得到的是竹籃打水一場空，而且還要「為了大局著想」不能大呼小叫喊冤痛罵，這是為了什麼？

這一刻，也許會有人想起周恩來，想起中共建政前夕，周恩來把曾經幫過中共的民主人士護送到北京，免得他們受到日落西山的蔣介石加害的歷史；他們也許想起文化大革命最瘋狂時刻，周恩來提議一份應予保護人士名單，宋慶齡、章士釗、程潛、傅作義、張治中、邵力子、蔡廷鍇等，以免受到紅衛兵迫害。中共每次講到這些人時總有一句「肝膽相照的民主人士」，今天香港也有一批民主人士，卻沒有得到張治中蔡廷鍇的「肝膽相照」待遇，思前想後，該不是怨周總理走得太早了吧？

文 安 裕

編輯 曾祥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