醬缸文化的病毒入侵了

讀了幾則新聞﹐都不自禁的想到中國的文化。首先是今日蘋果日報報導警察涉嫌在拘捕喜帖街示威的保育人士的律師離開後﹐要他們剝衣服搜身（相關新聞）。如果查明屬實﹐香港的警察已經開始學了極權政府的特性﹐就是利用他們有的公權（public powers）打壓他們不喜歡的人。之前香港WTO會議他們針對韓國農民示威者的訴訟﹐其實明明沒有真憑實據﹐但為了「玩殘」他們﹐就利用司法程序要他們要老遠從南韓回來受審。
兩件事情警察做﹐市民卻沒有回響。
另外民主發展網絡成員馬嶽在今日明報論壇說﹕「政府今日發表施政報告之日，立會重開之日，也是政制綠皮書諮詢結束之日。綠皮書諮詢期3個月，正是立法會休會的3個月。機關算盡，也許只是為了社會少點討論，支持2012雙普選的意見書少一千幾百份。」

就連香港人每天呼吸的空氣受到污染﹐我們的天文台居然也說話淡化說那是煙霞﹐而不是毒霧﹐睜眼說謊﹑逃避問題。

西方文明的社會﹐哪會玩弄這種手段呢﹖如果玩弄﹐早已經被電視﹑報紙口誅筆伐﹐香港人也不見有回響。

德國二戰後（西德）﹐發生過一個重大事件﹐市民主動維護他們的民權﹑極力指責濫用公權打擊異見的行為﹐那事件叫 Spiegel Scandal。

德國經歷二次大戰後不久東西方冷戰展開﹐德國一分為二﹐親西方的稱為西德﹐新生的民主政權仍然活在過去德國納粹時代和德國帝國時代的極權思維的陰影﹐民主制度仍然幼嫩。1962年10月8日﹐西德的一本敢言的反對派雜誌 Der Spiegel發表文章﹐指出西德的軍隊根本沒有足夠能力保護西德﹑抵禦來自蘇聯支持的東德的軍事威脅。文章觸怒了當時的國防部長 Franz Josef Strauss﹐10月26日﹐他以叛國的罪名﹐下令拘捕雜誌社負責人Augstein ﹑編輯部多人﹐搜查雜誌社在漢堡的辦公室﹐取走大量文件﹐文章作者Ahlers 當時在西班牙的馬德裡﹐Strauss 就親自下令西德在馬德裡的人員拘捕那個作者。
這次拘捕沒有任何法庭手令﹐司法部長完全被架空﹐西德總理Adenauer 也是後來才知道。事件的橫蠻和不義引起西德民眾的憤怒﹐觸發他們上街遊行﹑暴動﹑抗議。
Strauss 最初否認與拘捕有關﹐但在民情洶湧下承認他下令拘捕。內政部長指這次行動超越了法律界線﹐而Strauss公然在國會面前說謊﹐也引致當時西德聯合政府內閣四個部長辭職抗議﹐要總理罷免Srauss和內政部長。西德總理此時發現事態嚴重﹐如果他留 Strauss 作為國防部長﹐他必定揹負了支持使用國家權力打擊異見的惡名。12月西德總理重組內閣﹐不在給Srauss 留任﹐而次年3月﹐所有被拘捕的Der Spiegel 雜誌人員獲釋。
在1965年﹐最高法院裁定﹐西德政府永遠不可以起訴Augstein和Ahlers﹐因為 Strauss 當時是侵犯了兩人的民權﹐基於法院認為Strauss是相信自己的行為合法﹐也不去追究 Strauss 的責任。西德的聯邦憲法法庭也因這事件﹐對新聞自由作了歷史性的判決﹐對新聞自由的保障奠定基礎﹐令新聞和傳媒成為監察政府的第四權力。

這事件對西德最大的影響是﹐它觸發了德國史無前例的示威遊行﹐西德人對自己公民權利﹑對限制政府使用公權有覺醒﹐大大改變了德國的政治文化﹐使它走出了從前的極權時代﹐正式邁向現代民主法制社會。

回到香港﹐新聞自由的空間在法律上有明文保障﹐但由於內地黨政商不分﹐任何中央不認同的傳媒都被中央用間接的影響去壓縮他們的自由空間﹐因此批評政府的言論日益困難﹐但根源其實是來自中國人深重的「醬缸文化」。
「醬缸文化」是出自台灣作家柏杨于一九八一年八月十六日在美国纽约孔子大厦的讲辞﹐裡面形容中國人的劣根性到今日仍然是中的﹑貼切的﹐裡面形容做官的人只以官他們的立場﹑利益為依歸﹐明明知道真相都不可以說﹑錯都不可以指﹐而如果你反對我﹐我有權力就要整死你﹑玩死你等。
香港今日天文台的手法﹑警察濫權﹑政府政制咨詢玩野﹐都是醬缸文化的病毒發作的病徵﹐如果不正視﹐中華民族唯一學到西方文明理性﹑邏輯法治﹑人權民主的地方就要被斷送的了。